今年2月19日，在离“股神”沃伦·巴菲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住所约60英里的林肯市，一家肉联厂的8名食品包装工每人凑份5美元购买的彩票中了3. 65亿美元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彩奖。扣除税金以后，这8位幸运儿每人领取了155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这再一次勾起了无数美国人靠运气一夜暴富的发财梦想。
不过，根据非营利机构关注家庭（Focus on Family）的报道，历史统计数据预示，这8个中彩人中有超过4个人会在有生之年输掉大部分幸运之财，更有3个人会最终破产。究其原因，是美国绝大多数通过中彩等方式突然致富的人通常不具备必要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来管理好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尽管一夜暴富的人是较为极端的不善理财人群，但是其他人，包括演艺和体育界明星、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富人的子女们等，同样容易遭遇财富缩水的局面。
生活方式管理不当:富人同样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
多数中彩者拿到彩金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下来进行财务规划，而是写出一张又一张的支票来馈赠亲友，购买自己梦想已久但又无力负担的房屋、汽车、游艇等大宗物品，以及用于豪华旅游、餐饮娱乐消费等。从人之常情看，这种一夜暴富之后的冲动性支出是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欲望的正常释放，确实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就在于，冲动之后鲜有人能清醒地认识到，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不仅需要百万富翁的资产，还需要百万富翁的收入来维持。他们既不能收敛自己的奢华生活方式，又没有针对彩金建立可行的投资组合来获取相应的持续收入，最后坐吃山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年世界职业拳王麦克·泰森在擂台上所向无敌时，滚滚而来的出场费和奖金让他觉得世界上似乎有花不完的钱。近4亿美元的收入被他挥霍在有38个卫生间的豪宅、十几辆跑车、诸多名贵珠宝及白老虎宠物等奢侈品上。2003年申请破产保护时，37岁的泰森共计欠有美国国税局等债权人2700万美元的债务。尽管于2004年通过诉讼从前经纪人唐·金那里讨回来1400万美元的和解金，到2005年6月宣布退休时，泰森仍欠有1000万美元的债务。对于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来说，结束运动生涯一般即意味着收入的逐步干涸，他们的后半生基本依赖于自己的积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善理财的泰森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注定是凄凉的晚年。
可见，无论是瞬间暴富的中彩者，还是年轻时收入丰厚的演艺及体育明星，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时都应该从长计议，量入为出，制定并有效执行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度晚年的储蓄和投资计划。
集中股权投资退出管理不当:时机和方法同等重要
因为退出不及时而导致财富缩水的中外企业创始人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案例不少，而除了退出时机的选择以外，集中持股人选择退出的方法同样重要。1998年，华尔街最负盛名的企业收购专家之一罗纳德·佩雷曼（Ronald Perelman）以15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户外用品制造公司科罗曼（Coleman）82%的股权卖给了上市公司、家居生活用品生产商上宾（Sunbeam）公司。为了不失去参与分享企业后续成长的机会，佩雷曼选择将其中6.8亿美元以Sunbeam的股票的形式接收。但是，在收购文件签署4天以后，Sunbeam对外发布信息称自己陷入了经营和财务危机，股票随之高台跳水。2001年Sunbeam申请破产保护时，佩雷曼所持有的1400万股Sunbeam股票仅值700万美元。2001年，佩雷曼将Sunbeam的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诉上法庭，控告后者故意串通Sunbeam来欺骗自己的财产，并提出27亿美元的天价索赔。2005年5月，佩雷曼胜诉，摩根士丹利被判赔偿他近16亿美元，目前该案仍在上诉程序当中。
所以，在实践操作上，当企业主将一家自己紧密控制的企业卖给一家上市公司时，是否接受及接收多少后者的股票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决定。对于拥有成长潜力有限的传统经济企业的人们而言，出售股权并放弃所有权时应以现金交易为最理想的选择。
除了退出不及时和方法不适当以外，集中股权投资的持有者较为容易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虚假退出，即将退出所得资金投资到同原有股票密切相关的资产中。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时，许多尽管已经卖掉了本公司股票的高科技公司创始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仍然不能避免财富缩水的命运，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资金重新又投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纳斯达克市场其他的高科技股票上了。由于涉及到税负和交易成本，这些虚假的退出对财富的伤害可能还会大于不退出的。
民事责任管理不当:富人是侵权律师的唯一诉讼对象
拥有世界上70%律师的美国，每年还有超过5万名法学院学生新毕业。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90%的民事侵权诉讼案件发生在美国。根据咨询公司通能太平（Tillinghast-Towers Perrin）的一份研究报告，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为这一诉讼文化承担845美元的成本。此外，美国商会所属的司法改革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04年美国小企业主为侵权诉讼制度付出了880亿美元的代价。
在美国，医生、企业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物业和财产所有者等富有的个人都是侵权诉讼律师密切关注的目标。例如，世通公司（WorldCom）破产后的股东侵权集体诉讼，不仅让其董事会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了3500万美元失职保险赔偿金，还让12位董事自掏腰包支付共计245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解了事。
如果说世通公司的董事们支付的巨额赔付金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所咎由自取的话，软件企业甲骨文公司创始人埃里森（Larry Ellison）因2001年售出公司股票所引起诉讼的和解结果，则真实反映了美国侵权律师的贪婪本性。这些律师是作为投资受损的投资者的代理人来诉讼埃里森的，因此，经他们谈判的和解协议应该多少反映出投资者的利益才对。但事与愿违，最终的和解协议要求埃里森向自己专注于医疗卫生方面慈善事业的家族基金捐款1亿美元，并向13家代表股东起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支付2200万美元的费用，这些被用来当作工具的股东们则一分钱也没拿到。
可见，富人们要实现财富的保值目标，必须学会如何在恶意诉讼泛滥成灾的司法体制中生存才行。
税负管理不当:付得太多或者太少都是祸
对于富人而言，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削弱了财富的盈利能力，遗产税和馈赠税则限制了财富转移的自由意愿，因此都能导致财富的实质性价值缩水。以资本利得税为例，美国的税法规定，投资者卖出持有期限不足12个月的投资所实现的短期利得的最高税率为35%，而卖出持有期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投资实现的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为15%。依此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能够带来长期税后回报最大化的投资组合上才对。其实不然，根据世界上第二大共同基金管理公司—先锋集团（The Vanguard Group）创始人约翰·布格（John Bogle）的计算，在1983－2003年的20年里，美国一个普通的股票共同基金投资者因为多付出短期资本利得税而每年要跑输标准普尔500综合指数约220个基点。约翰·布格等人开创的指数基金（index fund）投资方式之所以被美国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采用，是因为它消灭了几乎全部的短期资本利得税。
在遗产税方面，许多缺乏事先规划的富人留给继承人的教训同样是惨痛的。歌手“猫王”（Elvis Presley）1977年过世时留下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遗产，但在缴纳完遗产税并付完遗嘱认证和遗产分配费用以后，他的家人只继承了不到300万美元，财富缩水幅度超过70%。
缺乏税务规划而遭遇财富缩水的并不局限于美国人。2002年过世的中国内地居民共计向美国国税局缴纳了256万美元的遗产税。以现在热衷于到美国借壳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为例，从他们将自己毕生创造的财富以企业资产的形式注入到一家美国的壳公司的那一刹那开始，他们的这些财富都适用于美国近50%税率的遗产税。除了美国注册的公司的股权以外，中国富人们以个人名义在美国购置的房地产等资产也适用于美国的遗产税。如果不进行周密的税务规划，这些富人们掉进美国的遗产税陷阱而遭遇巨大财富损失的结局只是迟早的问题。
不过，我们强调税负对财富的侵蚀作用时并不单指避税的重要性，而且还包括非法逃税的危害性。非法偷逃税不仅有可能带来滞纳金、罚金等直接的经济惩罚，而且会导致富人价值观的沦丧，最后有可能走上失去自由的不归之路。
普通的富人会因为逃税而栽跟头，一些声明显赫的政客和学者也不能脱俗。尼克松的副手、福特的前任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就因为自己在担任马里兰州公职人员时的逃税行为受到司法调查，不得不于1973年10月辞去副总统职务。他随后被判三年缓刑及1万美元的罚款，并于1981年再被马里兰州法庭判决向该州回吐自己收受的24.8万美元的贿金。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客们就像成长性的股票一样，其价值不来自于当期收入，而是在于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职位越高，其退出政坛后利用身份和影响力创造的现金流就越大，因而身价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总统在位时已经理论破产但仍然悠闲自在的原因。因此，阿格纽因偷逃所得税而不体面辞职所损失的财富值无疑是巨大的。
如果说阿格纽偷逃税是因为他在地方政府服务时就已经腐败了的话，一位在公众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经济学家避税过头的行为则着实有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嫌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退休金融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Myron S. Scholes）和他的长期资本控股公司合伙人们于2005年被美国税务法庭裁定有偷逃税行为，为此，美国国税局宣告长期资本控股公司所申报的、通过非法避税实体体现的1.06亿美元的税前抵扣无效，并对其合伙人们罚款4000万美元。舒尔茨教授所受到不仅是物质财富方面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其本来极为神圣的公众形象因此而蒙上了污点。
可见，富人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限度里进行税负管理规划，在维护自己决不多缴一分钱税的权利的同时，不能忘了背弃少交一分钱税义务的财富缩水后果。
家庭生活管理不当:离婚者失去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大笔财富乃至声望和前程
根据美国健康统计中心的数据，43%的新婚夫妇将在15年内分道扬镳。毋庸置疑，更加强调鲜明个性的富人的离婚率可能还要高一些，离婚的过程也要更加曲折，对其财富的杀伤力更大。1997年，美国移动通讯的先驱、Nextel无线通讯公司创始人科瑞格·麦克可（Craig McCaw）同妻子温迪的离婚财产纠纷诉诸法庭时，后者雇用了由6个律师和8个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庞大团队，最后以包括大部分Nextel股权在内的时值约4亿美元的代价和解。但是，这桩美国有史以来最贵的离婚官司同1999年6月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离婚协议比起来，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后者因17亿美元（含1.1亿美元现金）的和解金及将家族持有的新闻集团股权转移到默多克无单方面修改权的家族信托名下的苛刻安排，成为迄今世界上离婚代价最大的男人。
对于那些事业上如日中天或功成名就的富人而言，离婚绝不只是意味着家庭的结束和财富的缩水。全球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的前CEO理查德·鲍布洛（Richard S. Bobrow）2002年同妻子简内特的离婚官司，让全美国的未上市企业主们人人自危。因为简内特律师的成功说服，印第安纳州主审法官命令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公布其财务细节，以便准确计算鲍布洛所持有的该所0.22%的合伙人权益的公允市场价值。个人收入等财务隐私受此连累而遭受曝光的安永事务所其他合伙人气急败坏，强迫年仅50岁、在CEO位置上仅一年多的鲍布洛退休出局。最后，鲍布洛损失的不仅是1300多万美元的财产，还包括近300万美元年薪的CEO职位。
无独有偶，离婚让本来已经功成引退的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和CEO杰克·韦尔奇不仅付出了过亿美元的经济代价，还让自己处心积虑建立的近乎完美的职业经理人形象毁于一旦。2002年，韦尔奇的第二任妻子简（Jane）向离婚法庭提交的财产清单详细列举了通用电气为韦尔奇免费提供的从豪华公寓、随时使用公司波音737专机到保镖、球票、咖啡等每年价值250万美元的特殊退休待遇。该清单一经公布，这位“全球第一CEO”立即被潮水般的谴责和质疑声所包围，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此对通用电气展开了非正式调查。最后，韦尔奇不仅放弃了全部特殊待遇，还就过去两年里自己已享受的特殊待遇向通用电气支付了全部成本和费用。
当然，婚姻破裂的富人是否需要遭遇财富缩水，不仅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还取决于他对财富的态度和管理财富的艺术。比如沃伦·巴菲特自上世纪70年代末就同妻子苏珊分居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的财产纠纷，而且他仍然在遗嘱中将妻子作为自己财产的主要继承人。或许他们深知，为财富而你死我活地厮杀的离婚双方永远不会有胜者，真正的赢家将只能是律师。
总之，导致财富缩水的原因不胜枚举，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绝大多数属于富人自己的不当规划或个性行为。